福建省公示3条光伏玻璃建设项目信息，年产量达21600万㎡
市场经济要是十全十美没有问题的话，第一，就不会有计划经济这场人类历史上的大运动、大尝试。
最后，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土地价格的改革，现在在用地的时候，服务性用地的价格要比工业性用地价格高很多，那么将来在土地价格方面，通过财税改革，应该说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时代周报：你觉得房价偏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迟福林：房价偏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现在的关键是能不能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尤其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还是把规模城镇化作为一个目标，扩大投资，扩大项目，地方债就会继续加大。中国的地方债和国外的城市债务是不同的，这点很重要。过去是以产业和工业来推动城镇化，以土地扩张为前提，以房地产为主要支柱，这种投资要是再继续下去，对未来的城镇化来说就是一个灾难。比如政府出面购买公共服务，特别是公共设施服务，下一步就是教育、医疗、文化市场的开放，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城镇化短期来看会拉动（经济）增长，但中长期看就会是灾难。
当然这个政策在短时间内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起来可能还有难度，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法律的修改。你认为这会不会进一步加重或者演化成地方经济的危机呢？迟福林：局部地区的地方债风险会暴露出来，但总体上看，主要还是采取了措施。现在有人跳出来说他知道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我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无知。
我们反思改革，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改革过程，这是反思改革的前提。现在比较引起大家争论的是许多好的企业到国外而不是国内上市，好多好的资产和投资机会都流失到国外去了。自主创新不是要保护落后《21世纪》：胡锦涛主席也强调，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要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1992年的一篇论文就是专门分析改革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冲突。
我们谈后发优势只不过是想在落后当中找一些积极的因素去发挥。我提倡的是先把重点放在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民营银行上，特别是地方中小民营银行，就像各种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首先发展地方民营中小企业一样，等它们发展起来了，才有能力参与到国有大银行、大企业的改制中去。
改革之初其实就已经存在各种利益主体，不是现在才产生利益多元化、才有既得利益，只是当时的划分比较简单而已。跨国公司、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同时我们也借助外资实现了一些改革。至少，有了在基本经济层面上的各种改革的推进与积累，我们进行其他改革时会更加容易。在引进外资方面，真正值得重视的实际上是一些不平等的问题，比如说允许外国公司进入的领域却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
是回到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还是继续走市场化的道路，使政府逐步在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当中，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认为，个人、市场和政府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分工，而不是什么都由政府来做。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第二篇文章《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主要研究各种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兼容和不兼容，以及不兼容导致的代价。但是事实上，有一些问题的确是与市场化改革有关的。
用一个割断历史的方法来批判现在的很多事实，是不负责任的，只能煽动社会矛盾。还有的情况是，民营企业在恶劣的情况下成长不起来，外资反到通行无阻，结果自然是民营企业缴戒投降。
因此大企业改革的一个自然选择就是借助资本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的力量，实现真正的产权多元化，真正吸纳战略投资者进入董事会，使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所改善。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不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差距拉大，这当然有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社保体制不完善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几亿农民的收入很难很快提高。
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要靠经济的持续增长来创造新增就业。最近几年我发表的理论性文章基本上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有一篇题目是《改革的动态理论》，就是分析现实中的利益冲突怎么导致改革的复杂性加大，甚至产生逆转。目前，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国外很多制度是历经几百年各种利益冲突、各种经济危机后形成的，我们可以直接借鉴和学习，不用重新试验，这就叫做后发优势。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看病不要钱。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需要思路清晰，有大胆的魄力之外，还需要机制上的保障，以确保不是由利益当事人主导改革，不是地主搞土改，而是由外部力量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从而推动改革。
现在的情况是在工业或服务业中打工一年可以挣8000元，而农民一年只挣3000多元。第二，我主张建设性地讨论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我们通过日常的观察，通过和他们打交道能学到很多的东西，这对推动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经济学上叫做知识外溢。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跟过去不太一样，就是过去的改革是政府放权让利，具体的企业、地方政府、其他利益集团都可能是受益者，因此改革的推进比较容易。
市场机制从其基本功能来说是把对人们有用的东西当作私人物品进行交易的体制。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回到18、19、20世纪的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政府大包大揽的方法。
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改革举步维艰。又比如有人认为市场弄得人精神很紧张——不紧张不竞争能提高效率吗？还是大锅饭铁饭碗？市场还会带来经济波动，这些年进行宏观调控，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市场的缺陷的。这样才能对改革中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才真正是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益的。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改革之初不可能将原来的既得利益完全打破，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发现问题、批判现实是很容易的，在中国谁要想发现问题太容易了，不容易的是提出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外资企业，要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会把核心技术给别人吗？况且现在我们本来就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没有那个资本，凭什么挣核心技术带来的利润？甚至还有人否定来料加工，他们不想想这能为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创造多少的就业机会。
这种推动包括政府的推动、政治家们的推动。一个企业、一个经济的最终出路，也就是要缩小差距也成为先进企业、发达国家，当然最终要靠自主创新。
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道路该如何走。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
在这个时期，体制看起来四不象，既不是传统的，又不是理想状态的，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差距拉大，如果回到计划经济去，收入差距就不会拉大。经济安全问题也不能成为保护主义的借口，因为落后才是最不安全的事情。事实上，市场会带来一些新问题：旧体制下是懒汉的问题，市场则是竞争和差距的问题。
而且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国除了是转轨经济国家以外，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问题是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企业将来要面对的是跨国公司的竞争，所以我们要在全球的范围内来考虑竞争力的问题，而不是依靠政府补贴。
我们现在该做的还是进一步往前走，进一步推动改革。所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有一种综合的视角，第一要有历史纵深感，第二要横向地考虑到其他群体。
有些人总说别国的体制好，所有的人看病国家全包，但是人家是三四万美元的人均GDP，平均一个人缴税就是一万多美元，农村人口才占总人口的2%，我国才一千多美元的人均GDP，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特别是在我国，农业劳动还占总劳动力40%多的情况下，政府补贴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收入差距的问题要通过长期的经济发展来逐步解决。